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名誉所长 蔡拓教授
各位同仁，各位朋友，大家上午好！
感谢各位对会议的支持。就像刚才陈志敏老师所说，复旦大学四月份进行了全球事务与全球治理的交叉二级学科的申报，请了十几位专家论证，今天在会的几位像志成、高飞、可金…都参加了这个会，在会上听取了详细的论证，我们也发表了意见。复旦的报告准备得很好，专家们一致通过。但是，当时我就觉得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全球治理学科到底怎么建设，由于时间仓促，那天好多问题无法深入交谈，所以我提出倡议，并征求了今天到会的几位同仁的意见，决定准备今天这个会议。
通过今天这个会，希望我们能把全球治理学科的难点、着力点大致梳理一下，形成一个初步的共识来共同推进该学科的发展。下边我就谈谈关于全球治理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与大家交换意见。
一、加强全球治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从重要性来看，全球治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非常迅猛，但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又受到了批评与质疑，甚至和全球化一起陷入了被终止、被消失的强大社会舆论之中。但是，我认为无论当下对全球治理的质疑声音多么强烈，推进全球治理进程的环境多么恶化，全球治理所体现的历史走向，它作为全球化和相互依存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的社会现象、事物和议题，其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
全球治理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一个是在理论上要回应国家主义的挑战以及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碰撞，要阐释全球性、全球主义、全球治理登上历史舞台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一个是在实践上要寻求国家和全球在具体事务、问题、公共政策中的对话、协调，努力化解我们今天面临的困扰人类的很多问题，期盼和营造国际社会、国际事务、国际关系的相对平稳。
从紧迫性来看，一个是实践的紧迫性。毫无疑义，现在全球都已经卷入了俄乌战争，甚至出现了类似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大阵营的分立。围绕着是支持乌克兰捍卫自己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还是力挺俄罗斯，对其肆意破坏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置若罔闻，逐渐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阵营，战争一触即发，国际局势非常紧张。另外，当下人们对于人类发展不确定性的忧虑也大大加强，所以要求对全球治理做出更深刻的反思与重建，以适应和推进国际社会的良性发展。
从学术研究和学术建设的急迫性上来看，我觉得是理论亟待反思，理念亟待提升，学科定位亟待明确，学科内容与体系亟待构建。
二、全球治理学科建设的特殊性、难点和着力点。
全球治理学科的特殊性我认为有两点比较突出，首先它是一门交叉学科，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它具有去边界化、去中心化的特点。不能执着于各个学科原有的固定边界，不能拘泥于传统的理念和思维。其次它是人类社会中新出现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体系，完全区别于我们所熟悉的国家间交往形成的国际体系，以及日益成长和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世界社会体系。世界社会体系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国家行为体构建的全球性的体系，包括我们熟悉的全球公民社会，跨国公司甚至一些著名的个体精英都属于这个范围。全球治理体系是上述两种体系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新的主要关注人类政治事务的政治体系。全球治理学科建设必须立足于、植根于这个新的全球政治体系。
学科建设的难点一个是全球治理学科的定位出现了泛化，到底如何定位争议比较大。最新版本的政治学已经列出了全球治理和国际组织专业，但是公共管理也出现了全球治理，区域国别、国家安全这两个学科里也都有全球治理研究方向。我强烈建议设置一个交叉学科下的一级学科，就叫做全球治理。另一个难点是全球治理学科的内容体系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核心概念与范畴缺失。因此学科定位建设往往体现出大杂烩的状态，根本没有形成全球治理核心的、整体性的东西。
鉴于这些难点，我认为有如下几个着力点：第一，明确学科的定位，建议在交叉学科门类中设立独立的全球治理一级学科。我认为这个是我们国际政治领域同仁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大。它在政治上是站得住的，政府认可、鼓励研究全球治理，希望我们国家能够在全球治理中发挥引领作用。第二，学科的范畴与体系的建构要以政治学和管理学中的有关治理的理论为基础，以全球化和全球性为最核心的理念，以全球公共政策为主要的依据。第三，学科建设的分层，一个是学术学位的全球治理，一个是专业学位的全球治理。学术学位的全球治理要强化规范性、应然性研究以及深刻的学理性诠释，德国学者迈克尔·祖恩的《全球治理理论》是一本代表性著作。专业学位的全球治理突出实践性、应用性的研究，服务于国家的对外战略与政策，服务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工作人员的培养。
三、全球治理学科建设理念价值的审视与反思，这是我考虑最多的一点。
首先，我还是强调全球治理不等于国际治理。我们现在搞全球治理研究基本上还是习惯做国际治理，着眼点还是大国。实际上国际治理和全球治理有本质的区别，我们需要在一个新的框架内来考虑，而不能局限于国际体系与框架。其次，全球治理的核心价值我认为还是全球性、全球主义，在实践中它跟国家性碰撞、互相对话、协调，力求找到一个平衡点，但理论本质上它的核心是去边界的、去国家的，所以这一点应该引起足够的关注。再次，全球治理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治理，尽管全球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涉及到的领域和事物广泛而纷杂，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等等，但是它的立足点始终是政治，从视角、思维、行动和政策都是基于政治的考量，关心政治制度机制的建设、权力的平衡和合法性、个人权利的维护、政治权威的确立与运作等等，它们都是政治事务，要通过政治的途径去解决。最后，全球治理学科建设离不开一个大的历史观，离不开对时代的研判。比较而言，这一点似乎更空，但是确实很重要，也是我的一贯主张，今天还得再谈一下，跟大家交流这方面看法。作为一个新的交叉性学科，全球治理的理论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应该倡导和遵循大历史观。大历史观注重什么？注重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程的全球性、整体性、共同性，体现为观察世界的全球视角，思考人类事物的整体性和关联性，认同人类文明的共同性，这三性体现在好多著作中。比如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和目标》，他的观点很明确：历史是个统一的进程，虽然可能在时间点上、地理位置上表现为分散，但最后它趋向人类文明的一致性和共同性。咱们国内学者当然也有很多，比如周有光老先生，他80岁以后成为思想家，其思想的明显的特点是什么？不是立足于中国看世界，而是从世界看中国，强调全球性，强调这个世界的整体性。历史学界现在有一批学者从世界史转向全球史研究，其中有一个代表性人物叫葛兆光，葛先生写了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他就强调过去我们了解国际社会局限于主权国家角度，接着扩大到从亚洲的角度考虑，现在要求从整个世界的角度来考虑才行。这是非常重要的，世界的事物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举了三星堆的事例，由于三星堆挖出的文物不能够体现出我们中原文化的特点而是体现西亚文明、伊朗文明的特点，就触及到政治性问题，从而对三星堆的研讨反而因为政治性束缚难以深入。葛先生讲要树立全球性的观点，我非常赞同。关于离不开对时代的研判，关注和研判时代主要有如下几种：从生产力、代表性工具上划分为铁器时代、铜器时代、蒸汽时代、人工智能时代。还有一种文明的划分，包括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可持续发展文明、人工智能文明。还有以社会主题为划分依据，分为战争和革命时代、和平与发展时代、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以及今天的人机共存时代。那么按照上述划分的标准，可以说当今时代已经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可持续发展文明时代、全球化与相互依存时代。也就是说无论从技术上、文明上，还是从社会政治关注的主题上，人类都处于一个崭新的阶段，面临着崭新的问题，需要崭新的理念、思维、制度和政策，而崭新的核心仍然是认识、理解和处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这种全球性、整体性和共同性。要把大历史观和大时代观紧密结合起来，以人类的大视野、相互联系的这种整体性思维捕捉和认同人类文明多元化进程中的普遍性和共同性。
最后我以拉兹洛在《人类的内在限度》中的一段话为结束：“只看到差异性是老式的常谈，只看到一致性也毫无意义。看到由进化的洞察力揭示出来的差异中的一致性，或许是一种真正的辨识能力”。
谢谢大家！
2024年6月15日
